白雲餘樂韻，雙星耀羊城--懷念冼星海與馬思聰

冬日的羊城，晴好的天氣，斯旺夕照在一個美麗的早晨，走到瞭麓湖邊上。早晨的太陽給湖濱的綠葉灑上一層金光，從湖堤上走過，微微流動的空氣攪動著湖面泛起瞭一陣漣漪，麓湖，就像美人眼波流動的眸子，使得廣州的早晨生動起來。沿湖漫步，可看見幾棵外來的水杉，披上瞭紅色的冬衣，像極瞭水邊顧盼的女子。

    麓湖，位於廣州北麓，白雲山腳下，是廣州市制高點白雲山山上流下來的一股活水，經攔河蓄成。歲月經年，那攔河壩上綠樹婆娑，壩下的土地早就給填平，改造成住宅區，隻有被攔截下來的一泓綠水靜靜的守望著這個喧囂的城市。假如說白雲山是廣州的市肺，那麓湖就是城市的眼睛。

     這一帶，在改革開放初期，曾給人建起現在赫赫有名的廣州麓湖高爾夫鄉村俱樂部，還開發瞭一片別墅群。幸好廣州市民醒悟得早，把這塊地方列入白雲山風景區保護規劃，凡是進瞭保護區紅線的，不再批復建築用地。這些年，為瞭保護這個地區，廣州市府與環湖的各個單位，包括省屬的、中央管轄的、軍隊管轄的、原住的村民等，進行拉鋸戰，總算保住瞭這方凈土，原先屬於別墅區和高爾夫俱樂部專用的道路也向市民重新開放。

    這是環湖道路上的一座小橋，原是小區配套道路。

    在這個美麗的地方，1985年，廣州人為曾經在羊城工作和生活過的冼星海建起瞭一座紀念園----星海園。園裡遍植小草和綠樹：高大挺拔的有加利樹、一到夏天就碩果累累的芒果樹，常年鬱鬱蒼蒼的大葉榕樹、秀氣的大王椰樹。

     這裡，以星海命名，樸素不俗。是廣州市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一，園內還有刻寫著毛澤東主席在紀念冼星海逝世時題寫的“為人民音樂傢冼星海致哀”題詞的黃臘石碑。

    在朝陽的山坡上，是星海先生的半身塑像。在這塑像下，有他的部分骨灰。星海先生祖籍廣東番禺，現在番禺是廣州的一個區。他出生於澳門的一個漁民傢庭，短短的一生隻有40年，卻有至少8年是在廣州過的，這是廣州的緣分，所以，廣州人把這片最美的土地獻給他做最後歸宿。

    星海園內有他的紀念館一座，這是紀念館的一角。他13歲那年進廣州嶺南大學附中學習音樂，到21歲離開，其後，還多次回到廣東，與廣東音樂人相交厚。他的一生，從嶺南到北平、上海、巴黎、延安、莫斯科，可說是遊子。他的經歷，也反映瞭在上世紀之初，廣州作為國民革命的發源地，與外界緊密交往的一面。紀念館裡，展出瞭很多冼星海各個時期與各國音樂傢交往的照片，裡面特別提到，他是在廣東的另一位音樂傢馬思聰的牽線下到巴黎學作曲的。

    去巴黎之前的星海先生，還是一位提琴手，回國後的星海先生已是一位作曲傢。從1935年到1945年，正是國國內各界動員起來抵抗異族入侵的年代，這是一個風雲翻滾的年代，冼星海先生的才華綻放，譜寫瞭大量抗戰救亡歌曲。1938年，星海先生奔赴延安，正是在延安，他寫出瞭反映中華民族靈魂的《黃河大合唱》，奠定瞭他人民音樂傢的地位。順便提一下的是，這部著名的作品，由著名詩人光末然作詞，星海先生一聽之下非常喜歡，竟然是在短短的6天中寫出瞭總譜和合唱部分，整部作品的完成僅用瞭半個多月。由此可見1939年的中國延安，抗日的烽火燃燒得多麼旺盛。冼星海的延安歲月是高產的歲月，在那段時間裡，他還創作瞭《生產大合唱》、 《在太行山上》等歌曲。那是他生命的鮮花怒放的年代。

    1940年，冼星海赴蘇聯深造音樂。翌年，蘇德戰爭爆發，冼星海滯留蘇聯，其間，還創造瞭兩部交響曲和三部管弦樂曲，由於圍城，冼星海因為生病和營養不良，在見到瞭蘇聯抗戰勝利的曙光的1945年10月，病逝於莫斯科。40年後，廣州人民政府迎回他的部分骨灰，安葬於這風景秀麗的麓湖畔。

    2008年歲末，斯旺夕照來到星海園裡，隻見紫荊開得燦爛，紅艷艷的花束，綠油油的大樹，襯托著星海先生的半身塑像更加皎潔。這和平的陽光，一定會讓英魂欣慰。

    出星海園，過麓湖高爾夫山莊，再轉過麓湖酒傢，還有另一個園子，叫聚芳園，那裡安放著去國半世紀後回來的馬思聰的骨灰。我上一個帖子，裡面的鳥鳴就是在馬思聰的紀念碑前錄制的。

    與專為安放冼星海的骨灰而建的星海園不同，這裡是先有的園子，其後才迎接馬思聰的骨灰回來。

     那天，還是斯旺夕照第一次來到聚芳園。我在馬先生的墓前停下腳步：這裡，馬先生的箭頭上托著一把小提琴，也許就是他那把著名的斯氏提琴，在他的頭像下，就是他最有名的《思鄉曲》的譜子。我在心底吟唱起這首曲子的時候，聽到瞭鳥兒的合唱，那是自由的精靈在歌唱，它們是在為音樂傢伴奏嗎？

    我的目光落在瞭紀念碑的碑座上，在最後的一行說道，馬先生的骨灰已撒在祖國的大地上。一行簡單的字，斯旺夕照讀出瞭多少無奈？

   思鄉曲：

        馬思聰，廣東海豐人士。其父曾在陳炯明時代當過廣東財政廳廳長。1923年，馬思聰11歲赴法， 1928年考入巴黎國立音樂學院提琴系，是亞洲考入該校的第一人。1929年因傢變回國探親，並在廣州、上海、香港、臺灣舉行音樂會， 被譽為神童。大概就在這段時間，結識冼星海，並鼓勵和介紹後者到巴黎學習。馬思聰1930年重返巴黎學作曲，1931年回國。回國後的馬思聰，一邊當教授，一邊創作。在抗戰前夕回到廣州中山大學當教授，抗戰八年，他到處流亡，其間沒有停下創作、演出救亡作品。馬思聰一生浪跡天涯，他到過北平、南京、上海、香港、貴州、西北等地，在廣州的時間是比較多的。有意思的是，他一生中最有名的作品大多是他在中山大學當教授時寫出來的，如早期的《內蒙組曲》、 《西藏音詩》，以及最富盛名的《思鄉曲》等，以及其後的《春天大合唱》、 《祖國大合唱》等都是在嶺南寫成。馬思聰在華南期間，對廣東樂壇的推動是功不可沒的。

    解放後，馬思聰受人民政府邀請到北京出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在文革前的那段時間，他應該是身心比較愉快的，作為新中國音樂的代表人物，他經常率團出訪蘇聯、捷克、波蘭等地參加國際社會主義國傢的音樂比賽和盛會，那些地方又都是音樂氛圍比較濃的。除瞭政務活動，他的創作也沒有停下，寫瞭大量的音樂作品。還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中央音樂學院的院長，他發現和培養瞭後來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傢盛中國、小提琴教父林耀基等人，為我國的小提琴事業培養瞭後續人才。

    此後，發生瞭文革，馬思聰出走美國，此後到1987年去世，再沒有踏入國門一步（參看我的另一篇博文：把每一個音符都獻給祖國—馬思聰魂兮歸來）。都說蓋棺論定，可是，對馬思聰來講，並不如此。我在星海園參觀的時候曾和園裡的一個工作人員對話，問為什麼不把馬思聰的紀念碑也置於星海園呢？她不說星海園是專為星海先生建的，而是說不方便。因為，到現在，對馬思聰當年的出走還是有兩種不同的觀點，盡管公安部已經於1984年為馬思聰的出走作瞭徹底的平反，還是有人認為他的出走是一個污點。在馬思聰骨灰安葬儀式上，隻有他的親屬參加，政府和傳媒都沒有出席。“你說，他怎好和冼星海同在一個園中？這是毛主席題寫的人民音樂傢，是廣州市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哪。”

    坦率的說，聽瞭這話，我為馬思聰鳴不平。中國古人都講過：小杖受，大杖走。好像是二十孝裡都認可的。就是說，父親打兒子的時候，假如打得不厲害，你要忍著，要是痛下殺手瞭，你要走，不要讓父親背負殺子的罪名。現在回想文革，看看老舍、看看傅雷，馬思聰不走，大概也會步他們後塵。走有何不可？何況，馬思聰是廣東人，特別是潮汕人，那裡的人本來就飄洋過海的傳統。文革時期受不瞭大杖而走有什麼出奇？今時今日，那些國傢拿大帽子捧著，全國老百姓拿大把銀子養著的所謂藝術傢不一個個都拿著國外的綠卡嗎？馬思聰去國那麼多年，隻憑自己的演奏和教學掙生活費，一直沒拿美國的綠卡，有什麼可指摘的？

    從另一個角度講，馬思聰是受不瞭四人幫的迫害才遠走他鄉的，他逃避的，是那些打著革命的旗號的竊國者，背叛他們，怎麼和叛國劃瞭等號？馬思聰愛不愛國？聽聽他的音樂就知道瞭。把竊國者與祖國劃等號，不順從小醜者即不愛國，何等荒謬的邏輯。

    馬思聰作為中國小提琴屆的第一人，在推廣、普及小提琴的教學和演奏方面功不可沒，尤其對廣東樂壇的影響深遠。20世紀的中國，國門初開，西洋音樂被引進來。馬思聰從巴黎學成回國，在廣東開辦音樂學校，使拉慣高胡、二胡的廣東人傢開始學起小提琴。小提琴雖然入門時不易，但由於比較好攜帶，價格相對鋼琴來講也經濟得多，因此在廣州頗受追捧。他在廣州帶出的學生，一直是廣東樂壇的核心。建國後盡管他去瞭北京，他與廣東音樂界的聯系也還很密切，他的夫人王慕理一傢也有多人在廣州拉小提琴，好長一段時間，上海也許是出鋼琴學生比較多，廣東一直出小提琴手多，連帶著也帶動瞭廣州的小提琴生產水平。馬思聰之所以能最後魂歸雲山，也與他多年在粵的同仁、好友多在廣東有關。

    馬思聰同時還是一個高產的作曲傢，不過，他去國之後，獨力奮戰在美國樂壇，作品缺少推介，流傳不廣。現在，終於有單位要出資排練他的作品瞭，我們期待著。元旦前，看中央綜合頻道播的全國小提琴鋼琴比賽頒獎晚會，看後，有少少的失落。獲獎選手除瞭拉國外名傢的曲子外，小提琴曲還是隻有《新疆之春》、《陽光照耀著庫爾塔什幹》等老曲。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的小提琴曲目還沒有更新，怎不令人懷念那個群星璀璨的年代？

    馬思聰遺留給這個世界的，是他一生以心血譜寫的樂曲，也許，在若幹年內，因為政治、經濟的原因，他的作品還難以登上國內的舞臺。但等到神州大地能夠演奏他作品的時候，那才是我們的祖國終於從昨日的陰影中走出來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