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闖台灣（六）

2013年2月3日 高雄

到了高雄，當然要去佛光山。

自以為對梵學思惟略知一二，也切實其實對人生啟發良多。藏傳釋教接觸不少，漢傳釋教自不消說，但從未在任何寺廟頂禮跪拜過，因為，我不是釋教徒，正如道家思惟和道教是兩回事一樣。

但星雲法師倒是我獨一敬慕的釋教巨匠，因為僅僅四個字足以打動了我，那就是“人世釋教”。釋迦牟尼原來就是一個有家有室，35歲才悟道的人，他並不是與生俱來的神，武者巷子實篤所寫的《釋迦牟尼傳》我以為是比擬客觀的，佛祖出身時並沒有什麽祥雲覆蓋，彩虹滿天，信任他和其他小孩一樣平常的瓜瓜墜地。所以，佛祖只是一位聰明的覺醒者，一位思惟的流傳者。

一位西方人士問星雲法師：“我為什麽要學佛？你說學佛是為了成佛，那太難了，我做不到；說什麽此生的修行會帶來下世的快活，那虛無縹緲我也看不到。我只想經由過程學佛讓本身當代活得快活一些，僅此罷了。”

受此啟示，星雲法師創建了人世釋教，快活釋教。他的人世釋教主旨是“給人信念，給人歡樂，給人願望，給人便利”。星雲法師的傳道都是很平實的說話，通俗人聽得懂也輕易接收，所以佛光山名揚國內外。

星雲法師否決神化釋教，他說到本身：“我是揚州人，故鄉口音一向改不了，通俗話都說欠好，曾經想學英語、日語，也沒學成；我五音不全，所以也不會梵唄唱經，愧為佛陀門生”。是人，總會有缺陷的，我想，釋迦也不破例。

對於星雲法師的宣教，我讀的並不多，然則，我僅記住了一個詞，那就是“正命”。

巨匠的說明是“準確的經濟生存，正直的生計。寧可正而不足，弗成邪而有余”

我想，到了我這個年紀，不在於看了若幹書，讀了若幹理論，而在於認準準確的思惟而苦守。我願銘刻星雲巨匠的“正命”，並以此為尺度渡過平生。

佛光山離高雄市區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依山而建，雄偉壯觀。星雲法師在建造佛光山時就融會了現代建築的元素，避免了內地許多寺院古樸壓制的作風，既能讓人感到莊嚴正穆，又不會使人感到死板拘束沉悶。

我無意中竄進了和尚的辦公區，如同現代化的公司一樣，辦公隔絕，電腦手機一應俱全，和尚們很友善，帶我走出了辦公區。佛光山與其說是寺院，不如說是黌舍，因為大巨細小的講經禮堂太多了。

從佛光山返回市區已經是正午了，高雄汗青博物館是第二個去的處所。對二二八的好奇，使我想去看展覽一探畢竟。汗青博物館就在有名的高雄愛河旁邊，對於我這個獨行俠來說，愛河毫無意義。

看完展覽，我認為比擬客觀，原來想像可能會帶有嚴重的綠色。上午剛接收了佛光山的感染，知道包涵和同理心，我就在想，為何一部門人對日本這麽有好感，而我們大陸人據說了都是惱怒而弗成懂得？想象一下，1895年日本統治了台灣，從此開端了50年的“皇民化活動”，學日文，說日語，接收日式教導，進修日本文化。1895年，無論是國黨照樣共黨還沒出生呢，怎麽期望台灣國民比大陸國民更有覺醒？更況且，1895年出身的台灣人，到1945年已經50歲了，接收了這麽長時光的日式教導，你讓他若何懂得大陸的8年抗戰？

日本50年的統治，客觀上也使得台灣走上了現代工業的途徑，包含高雄港扶植，包含日月潭水社壩，都是例證。即便如許，1945年台灣國民照樣熱鬧迎接回到“故國”的懷抱，可他們後來絕望了，因為其時的公民當局腐爛沒落，來到台灣後把經濟搞得烏煙瘴氣，還不如日本的統治呢。這就是二二八產生的大前提。

當然，懂得別人的設法主意，並不代表轉變本身的原則，這是要聲明的。

高雄要打造創意之都，所以駁二藝術特區應運而生，不外對藝術我是外行人，稍作逗留就坐輪渡到旗津島。旗津島的海灘是高雄人遊玩的好處所，這裏也有許多民間藝人賣唱。在輪渡船埠對面的街巷裏，也有許多小吃，我認為甘蔗冰沙值得一嘗，這種做法比擬少見，老板還加其他料，紅豆、酸奶、果凍，異常好吃。

晚上就是有名的六合夜市，棺材板、杏鮑菇、木瓜牛奶。這幾天吃下來，已經麻痹了，其實是不知道吃什麽好了。

回到賓館，想想高雄，我認為是一個有點糾結的處所。高雄是昔時二二八最慘烈的處所，然則昔時命令鎮壓的市長倒是獨一的“本省人”。高雄有一條環球著名的愛河，然則高雄也出了位歌星黃小琥，她唱愛“沒那麽簡略”；高雄老是想證實本身是綠色的，連地鐵座位、把手都是一片綠，然則高雄卻有世人矚目標佛光山，梵學的思惟普照兩岸；高雄比台北更有藝術氣味，而藝術是沒有藍綠的。

我愛好高雄市長陳菊，因為她親自錄制地鐵裏的報站，願望眾人支撐高雄捷運，並祝眾人新年快活。我想，這必定也包括了從大陸來的我吧。